转眼间，离高考已剩下不到天。
对于广大考生来说，每天在眼前晃着的倒计时牌从三位数变成了两位数，紧张的氛围，不言而喻。
知名高中举办的百天倒计时活动，这两天更是占据着各大媒体的版面。
其中衡水二中的相关活动视频，在微博上转发无数。
而另一边，去年“准”留学生们站在高考场外给同学加油的新闻，也让不少媒体大书特书。
有人曾经说过，高考是中国人改变命运最容易的手段。
然而，有的孩子在高考前，似乎就已经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。
接下来，就让影sir为大家带来纪录片——
出·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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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导演郑琼耗费6年时间（-）拍摄的《出·路》，为大家讲述了三位来自于不同地区孩子的成长经历。
马百娟，12岁，来自甘肃省会宁县。在这个甘肃最贫困的县里，马百娟一家一年的花销，不足50元。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马百娟每天要承担家里的很多工作：收糜谷，挑水，做饭，喂猪...
农活之外，她还在一个只有五个学生两个老师的小学里，读着二年级的课程，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光。
她喜欢朗读，自己的作文就是最好的底稿：“我家住楼房，客厅真宽敞，入夜人安睡，窗帘映月光”。
她不会普通话，但是一直在诉说着未来：要去北京上大学，一个月要有一千元的工资。
3年后，他们举家靠着爷爷一辈子的积蓄搬至宁夏。
新房子如同百娟曾经在作文里设想的那般美好：窗明屋净，宽敞透亮。
可是因为跟不上学校的课程，马百娟决定辍学打工。
城里的世界热闹非凡，但它冷漠地拒绝了百娟：一没学历二不够年纪，没有哪个企业敢聘用她。
百娟又回到了父母身边，而与她一起说笑的同龄人，大部分已经结婚生子。
徐佳，19岁，来自湖北省咸宁。彼时他正在等待高考成绩，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三次高考了。
名落孙山后，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他与母亲商量，又开始了第三次复读。
经历了厌世、自卑、压力、恐惧等一系列的煎熬，徐佳终于考入了湖北工业大学。
成为大学生并没有减轻徐佳的负担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他还曾跑到保险公司当过销售员。
大四，他又马不停蹄加入求职大*。经历了无数面试后，一份就业合同，为徐佳匆忙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句号。
工作不久，为了让母亲安心，徐佳就和女朋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袁晗寒，17岁，北京人。她从小上着最好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，直至因为留级被母亲从中央美院附中领回家。
为了对付辍学后的无聊生活，她曾在胡同里开了一间小小的咖啡厅。创业失败后，她又辗转出国留学。
可是德国并没有让她感觉到快乐，神经性头痛和胃痛，无时无刻不在摧毁着她的神经。
暑假，袁晗寒决定到上海实习，那里有着一群和她经历相似的同伴，他们一起研究艺术，吃着简餐，讨论Instagram。
导演郑琼理智残酷地为我们展示了三种不同人群的生活。
他们三个人，如同三条不会相交的河流那样，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：
马百娟不知道高三生活是什么样子。
徐佳不知道德国大学会教什么课程。
袁晗寒也不知道一大清早用冷水泡饼的滋味。
看到此时，你是否也跟影sir初看此片时一样心情复杂：
为马百娟感到惋惜，艳羡袁晗寒的出身，也在徐佳身上看到了那个挣扎的自己。
同时还似乎对隐约的阶级固化有了一些认知和恐慌。
但事实确实如此吗？
《出·路》并不是第一部讲述不同人群成长经历的纪录片。
英国导演迈克尔?艾普特的《人生七年》的系列纪录片，从14个孩子7岁开始，每隔七年对他们进行采访。
因为记录的人数多、时间长，该部纪录片展现了更为全面和不同的人生：
来自农村的Nick原本性格内向，因为老师的鼓励，开始学习物理，现在美国知名大学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教书。
出身工人家庭的Sue没有上过大学，但是她没有放弃自己。热爱生活、热爱工作，自信乐观让她事业有成。
而出身中产阶级的Neil，因为高考失利一蹶不振。28岁时，成为了一名靠救济为生的流浪汉。
可见所谓的阶级壁垒，并不是那么牢固。
再看关于《出路》的访谈，导演说到，她并不是为了表达社会隔阂，而是要达到一种融合。
纪录片中三种不同的人生，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融合呢？
影sir又带着这样的问题重新看了一遍《出·路》，答案呼之欲出：
纪录片中的每个人，都在积极向上地寻求着自己的出路。
在求职碰壁后，马百娟没有强留在城市，而是选择回乡结婚。
在高考失利后，徐佳没有弃学工作，而是选择了复读三年。
在留学不顺时，袁晗寒没有放弃艺术，而是选择回国创业。
片中的每一种命运，都在各自的框架里，努力寻找最合适自己的出路。
人生在世，生来受苦。
不论身处何方，不论地位如何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，但是积极向上的人格，是面对苦难最好的解药。
导演曾经说过：苔花虽小，但也可以和牡丹一样，开的很香。
这或许是本片拍摄的初衷，让无数的马百娟、徐佳和袁晗寒们看到自己的生活，感受到向上的渴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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